首届“天元超常儿童教育奖”揭晓,中心顾问杨德广教授获唯一金奖
来源:浙江省教育现代化研究与评价中心 作者:杨德广 上传时间:2021-11-05 11:11:38 点击数:11

近日,由天元公学、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等单位举办的首届“天元超常儿童教育奖”评选活动中,我国当代教育名家、上海师大原校长杨德广教授荣获唯一金奖。该奖项是在社会各界提交的上百篇论文中经专家无记名投票产生。

杨德广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关注和研究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此次参评成果是其撰写的论文《我国应着力于“超常”学生的选拔和培养——兼论“钱学森之问”的破解》。“超常”学生是指高智商、高情商、高创造力的学生,也是指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才能、而并非学习成绩全优的学生。杨德广认为,古今中外都有超常教育,“超常”学生需要超常教育,这对早期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具有积极作用。他在文中论述了超常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着重剖析了我国当前在超常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还提出了我国如何实施超常教育的政策建议。文章对我们正确认知“超常”学生,破除超常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观念误区以及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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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广教授,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届中华慈善奖“慈善楷模”。他曾任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副局长、上海大学校长、新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等。杨德广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及教学工作,指导过近百名硕士生、博士生,发表论文和文章600多篇,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3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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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杨德广教授的获奖论文


我国应着力于“超常”学生的选拔和培养

——兼论“钱学森之问”的破解

杨德广

“钱学森之问”已成为国人高度关注的课题,许多有识之士一直在努力探索和破解这一难题。钱学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里面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如何选拔人才?二是学校如何培养人才?我们必须从源头上找问题。因为杰出人才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经过选拔和长期培育出来的,要从人的儿童时代就开始选拔和培养,尤其要着力于早期“超常”学生的选拔和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加快建成“适合每个人的教育”,努力使不同性格禀赋、不同兴趣特长、不同素质潜力的学生都能接受符合自己成长需要的教育。

开展“超常”教育,正是习总书记强调的“每个人的教育”。“超常”教育是教育规律和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决定的,是人才培养、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要。

翻开世界教育史发达国家对“天才教育”、“英才教育”十分重视,培养了许多拔尖创新人才,对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国学校之所以“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原因之一是忽视了尖子人才的早期选拔和培养。在当今世界各国激烈地竞争中, 关键是人才竞争,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高端人才、尖子人才严重不足,我国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对“超常”人才、尖子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过度关注教育的“稳定、平等、公平”。本文主要论述“超常”学生的特点,“超常”超强”教育的意义和作用,介绍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超常”教育、英才教育的理念及经验,在此基础上,理出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如何实施“超常”“超强”教育的建议。

一、何谓“超常”学生

古今中外一直有“超常”教育,但对“超常”儿童的称呼不尽相同。中国古代有“神童”一说,认为特别聪明和有才能的儿童是“天神”赐予的。外国则有“天才”之说,认为禀赋极高的人是先天遗传的,是“上天”赐予的,故称“天才”(gifted)。1978年以后,中国学者首先提出“超常”儿童和“超常”教育的概念,认为儿童的非凡才能不完全是天生的,而是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显然,这种冠以“超常”之名的提法要比“神童”和“天才”更科学。

那么,何谓超常”学生呢? 国内外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大致有四种:一种是“智商论”,二是“创造”论,三是“情商”论,四是“综合论”。

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笔者将“超常”学生概括为三高:高智商、高情商和高创造力。高智商即思维力、记忆力、学习力、吸收力超过常人,智商分数在130分以上;高情商是指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奉献精神,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领导能力,心胸开阔,相容性大;高创造力是指有目标追求,有进取精神、执着精神、吃苦精神,有好奇心。还有一些“超强”学生,是指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专特长、强烈的兴趣爱好和超强的能力而在智商方面不一定就超常”。那么,“超常”学生或“天才”儿童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赞成“天神赐予”、“上天赐予”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我认为“超常”学生的产生因素有两个:一是遗传因素,在智商和身体素质方面,遗传基因有一定的作用,否定遗传作用不是唯物主义者,但“遗传决定论”是不正确的,遗传基因好只是为后天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好的基础和条件;二是后天环境,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超常”和“天才”,取决于后天的作用,包括教育、环境影响和本人的努力。

二、国外“超常”教育概况

1.美国对“超常”儿童的培养

早在150年前,即1868年,美国就有了天才教育计划。时任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学校校长威廉姆·哈里斯(W.T.Harris)就提出:为有天赋且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提高教学进度,缩短教学课程,从而开创了美国天才教育的先河。1901年,美国第一所天才儿童专门学校建立,则揭开了美国天才教育的帷幕。1954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国家科学基金计划》(NSFP),明确提出要加大力度支持“天才教育”事业的发展,并要求由联邦政府给地方拨款进行资助。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惊呼为什么在航天领域落后了?认为根源在于教育落后。于是,在1958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案》,其中包括加强对天才学生的培养力度,重点培养在科学、数学和外国语言等方面有特殊才能的学生,由联邦政府为他们提供专项资金。该法案提出:“保证任何天才不因经济问题而失去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在小学和中学实施“发展天才教育方案”。1969年,美国联邦法案规定,由美国教育委员会指导天才教育研究工作,并支持州政府发展天才教育方案。为了切实加强天才教育,1972年,美国联邦教育部成立了“天才儿童教育局”,专门管理天才儿童的选拔和教育问题。1973年美国教育署设立了“天才教育处”。1978年联邦政府颁发《天才教育法案》,规定要给天才教育更多资金资助,责令成立州及地方教育机构与公立、私立学校形成合力,共同实施天才教育。1986年,《Jacob Javits英才学生教育法》规定,应加大力度教育与培养天才青少年,使之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1987年,美国国会通过有关天才教育的法案,增拨790万基金,重新组建“优资及特殊才能联合办公室”。1990年成立了由美国教育部牵头的美国国家“英才研究中心”,用以开展英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

为了切实开展好天才教育,美国也很重视天才儿童教育师资的培养。早在1979年,美国就有100多所高等院校,培养天才教育的师资,从而也形成了一支具有培育天才能力的专职教师队伍。2011年,美国还提出《授权教师给予天才和高能力学生帮助法》法案,不仅重视天才教育教师队伍的培养,而且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不仅在经济上给予保障,而且还建立了“天才儿童资料库”。

美国把同龄儿童学习成绩的前10%确定为英才学生,排在同龄人前1%-3%的英才学生则会受到重点关注和特别培养。美国对“超常儿童”、“天才青少年”培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1)设有特殊班级的英才学校。把超常儿童、天才青少年集中在一起学习、培养,有专科(单科)性质的(如数、理、艺术等),也有综合型的。这种专门培养英才、天才的学校,智商一般要在130以上的儿童和少年才能入学;(2)普通学校内的超常教育。不把超常儿童专门放在一所学校里培养,而是与其他学生放在一起,但可以让他们提早入学,并对他们加强个别辅导。如为他们建立可供自由选择的弹性课程,根据需要开设特殊科目,允许跳级,鼓励他们独立开展研究等;(3)家庭型学校。即在家上学,主要由家长(或外请教师)教和自学。有些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有特殊的才能、特别的兴趣爱好,而学校教育又满足不了孩子的需求和发展,于是就把他留在家中接受教育。

美国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之所以比较成功,一是在思想观念上承认有超常儿童和天才的存在,对每一个天才儿童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给予特殊的待遇;二是重视法制建设,以法律形式为培养天才青少年提供政策保障和支持;三是加大资金投入,从国家到地方政府,从企业到基金会,都拨专款支持天才教育的研究和实施。

2.英国对“超常”儿童的培养

英国将英才教育列入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于1999年出台“追求卓越城市教育计划”(EIC计划),要求学校任命一名英才教育协调员,选拔5%-10%的在校生为“英才学生”,并设置不同的教学规定和教学计划。截止2004年,英国有40%的中学(约1300所)、15%的小学(约1800所)所启动了EIC计划【8】。2002年,英国创办了国家青年英才学院,为全国11-19岁的英才学生提供特殊课程服务,政府每年提供500万英镑支持此项工作。2008年,英国有78万学生被鉴定为英才学生。为提高英才学校教育质量,英国十分重视英才教育中的师资培训,要求教师必须树立英才教育理念,并纳入教师专业标准。英才学生教育教学能力成为衡量优秀教师的重要指标。英国的“超常”教育,还体现在公学这种学校教育模式上。英国的公学是实施“超常”教育、“英才教育”的私立学校,培养了许多有超强创新力的学生。这里有一流的生源,一流的办学条件和教学环境,有一流的教师,学费昂贵,选拔严格。入学考试内容广、要求高,偏学术性。

3.新加坡对“超常”儿童的培养

新加坡于1984年实施天才教育计划,目标是致力于培养英才儿童,使其充分发掘和实现自己的潜能,以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到2001年,新加坡已经有9所小学和7所中学成立了“天才教育计划中心”。新加坡教育部认为,英才儿童应具备六个条件:综合能力、特定的学术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领导能力、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方面的能力、心理活动能力。在新加坡,对英才儿童的选拔是从小学阶段四年级开始的,即从学生总人数中选出1%作为天才教育计划的入选对象。考试科目有英语、数学和综合能力测试。此外,为了更好地推行它的天才教育计划,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数理中学还与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了毕业证书认证机制。

4.新西兰对“超常”儿童的培养

新西兰是一个多民族的发达国家,对教育和人才培养,也非常重视。1997年成立了新西兰“英才教育咨询小组”。2000年该国教育部印发了《英才学生,新西兰学校满足他们的要求》,用于为所有英才教育学校提供指导。2001年,其教育部正式组建了英才教育工作小组。2002年,新西兰政府颁布了《英才学习者促进法案》,强调要保障所有的英才儿童均能接受到合适的教育。

三、“超常”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智力“超常”儿童、能力“超强”儿童是客观存在的。但如同农作物一样有很强的季节性,如果错过了某个节气或种植时机,农作物就将发育不全甚至颗粒无收。从过去到现在,国内外出现的许多体育天才、艺术天才、棋类天才及科学天才,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从少儿时期就被发掘出潜能,并加以培训和引导,同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美国教育的一个成功之处,就是着力于5%天才儿童的培养。有不少人认为,美国的教育是失败的,基础教育质量不高,远不如亚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但是,美国5%的英才教育却是成功的。正是这5%的英才,支撑和推动了美国科技、国防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因此在世界的竞技舞台上长盛不衰。若论高等教育而言,美国的英才教育主要集中在二、三十所顶尖大学。全国各行各业,包括政界、经界、军界、科技界的杰出人物,绝大部分来自于这二、三十所顶尖大学。由此可见,英才教育、拔尖人才培养对美国的发展和强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衡量一个国家人力资源质量的关键要素。如上面提及的英国私立学校“公学”,是中学阶段的英才教育,学生人数仅占英国中学生总人数的1.4%,且分别获得牛津和剑桥50%与55%的招生名额。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外交官中的95%、将军中的87%、法官中的85%以及政府高官中的87%,都毕业于以“英才教育”著称的“公学”。可见,“超常”教育、英才教育在培养高端人才、尖子人才中的重要作用。

实施“超常”教育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及早将那些未来精英人才的苗子选拔出来,然后精心培育,把他们的潜在的专特长以及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来,从而使他们不断成长,以至成为拔尖创新人才,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我国目前最紧缺的就是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和核心科技,为此急需培养和造就能创新高科技的杰出人才,而加大培育超常儿童和天才青少年,正是培育有创新精神、有创造能力的高科技人才的基础工程。

            四、我国“超常”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超常”教育方面尚存在严重的不足和问题,至今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对“超常”教育的认识存在思想观念上的偏差。

一是受传统“均衡论”观念的负面影响。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但由于两千多年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有不少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的消极观念,其中包括“均衡论”。中国古代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即不担心人们分配得少,而是担心分配得不均匀。这是典型的“均衡论”思想或平均主义思想。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存在不担心财富不多,只担心财富分配不均匀,反映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即不担心“拔才人才”出不出来,而只担心录取、招生标准和规则不公平。一旦招收偏才、怪才、“超常”人才时,由于他们的考试分数不是最高,就会受到不少人的质疑、谴责、批评。在“教育公平”的声浪中,这些有望成为“杰出人才”的人往往被扼杀在摇篮中,排斥在校门之外。

二是“左”的思想影响至今还没有肃清。在“文革”时期“左”的思想路线下,业务上尖子人才往往被视为“只专不红”、把培养尖子人才视为“白专道路”。现在这种观点虽然己经没有市场了,但在不少人的头脑中,仍然把培养拔尖人才、实施“超常”教育认为是在搞特殊化、搞特权,是在为“官二代”、“富二代”孩子提供上升通道。认为这样做,还会必然会出现“捅路子”、“递条子”、“开后门”等各种不正之风,从而污染社风气,滋生社会腐败现象。(事实上,目前一些名牌民办小学、中学即“超级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子女,并非“双二代”子女)邓小平早就主张要办好重点学校,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去学习。但反对办重点学校、反对把优秀生优先录取的呼声不断。正是这种“左”的思维定势,阻碍了“超常”教育、英才教育的发展。

三是三个一切观点阻碍了“超常”教育。近些年来,在招生中把“稳定压倒一切、分数高于一切、公平主导一切”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超常教育和天才教育不能实施、不敢实施。“超常教育”就是要选拔和培养尖子学生,这是一项很繁杂的系统工程,对正常的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及教育秩序也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工作难度较大,当然也会在社会舆论中产生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这都属于正常现象,不必惊慌失措。然而不少地方和学校因怕“不稳定”,只好放弃“超常”教育,将有效的自主招生制度,对专特长学生加分录取制度统统取消,釆取简单化的“一刀切”做法,导致许多“超常”学生(高智商学生)和“超强”学生(专特长学生) 被排除在校门之外,泯没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在“分数高于一切”、“公平主导一切”桎梏下,“超常”“超强”学生得不到特殊培养,迫使这些学生只好在提高考分上下功夫,而不是在发展专特长上下功夫,导致优势逐渐退化,变成平常人,普通人。我们不能以所谓的“教育公平”违背人才成长规律、违背教育发展规律。如果我们的教育以及考试招生选拔制度不鼓励、不激励1-3%的“超常”学生,而是用所谓的“公平”“分数线”挡住他们前行,实际上是在扼杀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钱学森之问”岂能破解?

五、我国如何实施“超常”教育

实施超常教育并非仅仅是招生考试问题,也并非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而是一个从思想观念到教育制度、教育政策问题,是一个国家人才发展战略的制定到精细化的实施方案的落实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有战略高度,又要齐抓共管,落到实处,力戒空谈。

(一)要树立实施超常教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善待“超常”儿童和学生

要认识到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表现在经济、国防、科技、文化等全方位的竞争,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核心科技领域差距更大,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拔尖创新人才,因此要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我国要在未来四五十年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就必须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抓起,着力实施超常教育,让尖子人才脱颖而出。

为此,就要树立实施“超常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学前教育教师到各级教师,认识到超常教育的重要性,善于发现“超常”学生,及时选拔推荐,实施“超常”教育。首先,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要善待“超常”儿童和学生。将他们适时地招收到合适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学校。

心理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14岁以前是“超常”儿童成长的关键时期,4岁、7岁和14岁是发展期的三个拐点。必须抓住拐点,针对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专特长,及时培养和训练,可促使他们快速成长,造就成尖子人才、精英人才。相反,如果不及时培养、犹如农作物种植过了节气, 失去了生长发育的时机。导致无可挽回的损失,。

善待“超常”儿童就是要用超常的方式及早发现,用超常的方式及早培养,不宜把“超常”学生与一般学生放在一起培养,不能以考试分数束缚他们的“超常”发展。否则本可以成为“杰出人才”的“超常”儿童、“天才”少年被扼杀在“以分数为本”的应试教育之中,这是教育的失败和悲剧。“超常”学生具有超出同龄人、常人的智商和创造力,必须采取超出常人的、超出常规的培养方法。

概而言之,中国不缺“千里马”,而缺“千里马”的“伯乐”;中国不缺“超常”“超强”人才,而缺选拔、培养人才的机制。只有树立高度的为国家培育杰出人才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才能高度重视“超常”教育工作。

(二)要转变思想观念,破除“三个一切”

一是关于“稳定”问题。实施超常教育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对管理工作、教学工作带来一些麻烦,这是正常的。只要讲清这项工作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制定好完善的规章制度、操作程序,是不会影响稳定的。但现在有些人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小题大做、惊慌失措,莫须有地与“维稳”挂钩,反对搞“超常”教育,这是“因噎废食”、顾此失彼。不要把不属于“维稳”范畴内的事,夸大其词上升到“维稳”问题。目前的义务教育阶段,把“超常”儿童与普通学生放在一起培养,前者“吃不饱”,后者“受不了”,于是出现一批“超级”学校的“超前”教育,这样就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反而会导致不稳定。从长远来看,如果不重视“超常”教育,国家培养不出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我国科技一直就处于落后状态,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能稳定吗?只有办好“超常”教育,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使我国真正稳定、繁荣,长治久安。

二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问题。升学考试以考分为主要依据是正确的、必要的,但不能绝对化、简单化,否则就会把那些有特殊才能的学生排除在校门之外。“超常”儿童,往往在某一方面有强烈兴趣,出类拔萃,他们平时把大量时间花在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特长方面,而没有放在“应试”上。如果仅用“应试”分数衡量他们,是不公平、不平等的。如果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借口,则耽误了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人”不是由分数决定的,分数不能全面客观地体现出一个人的本质,有“高分低能者”,也有“高分缺德者”,分数仅仅反映人的智商的一部分。仅仅以分数的高低来评判人、选拔人,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

三是关于“公平”问题。有人认为“按考分录取是最公平的”。这种貌似公平的做法,实际上却是不公平的。“超常”儿童少年平时把大量时间、大量精力花在发展自己的专特长和兴趣爱好上,比常人艰辛许多,他们如果把大量时间、精力用在课业上,完全可以考出高分。不善待“超常”学生,不因材施教,本身就是不公平,对国家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正是这些“超常”学生中有奇才、怪才、天才,培养好了将来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现在用所谓的“公平”不为他们提供适宜他们发展的气候土壤,甚至排除在校门之外,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社会和国家的损失。因此,排斥“超常”学生,忽视“超常”教育,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都是不公平的。

(三)要制定“超常”儿童的选拔标准和操作规则,大力创建“超常”学校

为了确实把那些“超常”儿童选拔出来,推荐到“超常”学校或英才学校,大中城市可设置专门的测试点,像一些发达国家一样测试出“超常”学生的智商指数,凡达到标准的便可获得相关证书,方有资格报名“超常”学校或英才学校,以防“递条子”、“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鼓励创建用来专门培育“超常”儿童的“育英学校”、“英才学校”、“特色学校”等。这类学校应以民办、私立学校为主,把现有的质量较好的民办小学和民办中学改为以培育“超常”学生为主的学校。一些公办学校在校内也可以开设“育英班”、“英才班”或“尖子生班”。全国有2亿多小学生和中学生,其中智力“超常”学生有600多万,为此要办上万所英才学校及“英才班”、尖子班,这样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然而我国目前太少太少,发展潜力很大。

为了确保“超常”教育在招生、教学、管理、质量保障等方面能够正常运行,应在入学条件、选拔制度、办学规则、教学内容、培养目标、教师规范、学生守则等方面制定操作办法,同时包括制定筛选制度、淘汰制度、退出机制,以确保真正的、有发展前途的“超常”儿童能进入到这类学校和班级学习和升造。有人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出现“开后门”、“通路子”等不正之风,或出现许多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很优秀而千方百计要送进“超强学校”。但只要制定好相关的制度和措施,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如果家长把没有专特长的、智商不高的、没有强烈兴趣爱好的孩子送到这类学校,根本就不可能适应高难度、高强度的学习环境,甚至会耽误自己孩子的学习。

(四)要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大“超常”儿童的培养力度

一是从政府层面设立专门从事“超常”教育管理的部门和机构。如可以在国家教育部设立“英才教育司”,在地方教育厅(局)设立“英才教育处(科、室)”,专门管理“超常”儿童教育、英才学生、天才学生教育。要把超常教育列入教育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之中,制定“超常”教育教育的相关政策、法规、条例;审批“超常”学校或英才学校举办的条件;检查督促英才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确保“超常”儿童能及时得到相应的合适教育;组织交流“超常”教育的经验,推动其健康发展;帮助和扶持各类英才学校办出水平、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培养出尖子人才,输送到最适合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深造。我国“超常”教育能否像发达国家那样蓬勃健康地开展起来, 政府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政府主管部门要把“超常”教育作为份内工作、重要工作。要像抓抓义务教育、抓“双一流”、抓“双减”那样高度重视。但在教育部下达的主要文件中,年度工作计划中,几乎从不涉及“超常”教育、英才教育。尽管对高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比较重视,但“超常”教育必须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抓起,并沿续下去。到了大学再抓固然也会有作用,可是许多本可以成为拔尖人才的“超常”儿童少年,由于没有“超常”教育早被流失了。进入大学的“高分尖子”,许多人是没有专特长、没有个性、高分低能的缺乏创新思维的学生。到了大学才想起来培养拔尖人才,为时己晚,尖子学上锐减。

二是在学校层面,各级学校都要善于发现“超常”儿童,要建立学习档案,及时选拔推荐他们到适合的学校和环境学习和升造。为此,学校一方面要加强大脑开发、思维训练、能力发展,增加知识点、扩大知识面等智力因素的培育;另一方面也要对这类儿童和学生加强理想信念、品德品行、意志毅力、身心健康等非智力因素方面的培育,尤其要有艰苦奋斗精神、吃苦精神。

三是在社会层面,建议在中国教育学会及中国高教学会这些全国性学术组织下设立“超常”教育、英才教育、拔尖创新人才教育等类似专门性的研究会、联盟、协作会等研究机构,搭建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平台。同时,鼓励和引导企业、基金会、社会贤达积极扶持、资助这些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学校及相关机构。

概而言之,我国是高度集中管理、行政领导力很强的国家,这种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实事,效率很高。我国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利也很大,对增加教育投入、加快教育改革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如果能够着力于“超常”教育、英才教育,一定会取得好的效果。教育主管部门应采取切实措施,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阶段抓起,及早发现、及早培养“超常”“超强”学生,并与高等院校、科研部门、相关企业相衔接,协同培养、连续培养。